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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这方面我们恒石处于中段，竞争力不强。”

    周泽川追问道：“接着说？是什么原因？”

    “生物基塑料的技术门槛高，国内做这块最前沿的是粤省和汉江，他们的技术经验处于领先地位。

    咱们汉东高校不弱，但这个细分方向没人搞，产学研的链条是断的。

    我想跟省里的大学合作搞个联合实验室，但经费没人兜底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再就是出口。

    我们的产品在欧盟有竞争力，但个别国家清关时故意卡我们，需要政府层面出个背书。

    这种事，光靠我们民营企业自己处理，效果极其有限。”

    周泽川合上本子，对刘老板说：“这些我记下了。

    联合实验室的事，回去让科技厅和教育厅跟你对接。

    出口背书的问题，也会有商务厅的人来找你。”

    谢绝刘老板的感谢，他直接出发去下一家。

    一天下来，周泽川跑了八家企业。

    从塑料厂到一家只有二十几人的小型游戏工作室，从做汽车模具的中型厂到一家刚创立不到两年、靠风投活着的生物医药公司等企业。

    反映的问题各不相同，但几乎都有对政府打搅的不满。

    在游戏工作室，几个九零后创始人把他领进一间堆满手办和分镜稿的会议室，说话很直。

    “周书记，我们最怕的不是市场竞争，是莫名其妙的人来关心我们。

    想必您应该也知道我们这种公司，靠的就是智力和灵感，有时候正有灵感准备大干一场，结果包联干部来了。

    不接待还不行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们穿小鞋，不是消防不行就是这不行那不行。

    因此，包联干部每次来，我们得停下工作陪他参观、开会、拍照。

    拍完照走了，我们连他叫什么都没记住。

    关键是，他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，也不让我们把真问题往上递。

    我问过他，为什么不能报，他说不是他不报，是市里不让报。”

    “市里不让报？”周泽川的笔悬在纸上。

    “对。后来我们明白了，市里搞这个活动根本不是为了帮我们解决问题，而是政绩。

    怎么才能有政绩，就要看台账上的困难数了。

    困难从哪来？真困难他们解决不了，就只能制造假困难。

    解决一条‘园区路灯不亮’，这也是成绩。”一名95后小伙不屑的撇了撇嘴。

    周泽川在笔记本上重重的写下了形式主义，错误政绩观一行字，这是他接下来要整顿的重点。

    在生物医药公司，年轻的创始人李洋递给他一沓银行贷款否决函。

    “周书记，我们这类企业最大的困难就两个字，没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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